您现在的位置:2020年香港码开奖直播结果 > 教育科研 > 教育动态 > 正文内容

陈寅恪:不负国宝,襄进学术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20-01-22 浏览次数:

  
 

   寅恪先生指出,一个时代的学术,必然要有新材料与新问题作为支撑。 取用这些新材料,来研讨探求新的问题,则是一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 什么是新材料和新问题?寅恪先生1926年回国之前,主要是在德国柏林大学,跟从吕德斯(üders)、缪勒(üller)等人学习梵文、回鹘文等,这两位学者正是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研究新疆古代遗址发现的梵文、藏文、汉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焉耆、龟兹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等新的文献材料的主要倡导人,他们利用这些新材料,也包括敦煌藏经洞新发现的各种语言的文献,改写了西域历史的许多篇章,利用中亚新发现的梵文、于阗文、吐火罗文佛典,对于佛教东渐史增补了许多内容,利用中古伊朗语、突厥回鹘语文献,对摩尼教、基督教东传的历史,谱写了许多新的篇章。 寅恪先生对于这些成绩,耳熟能详,并且希望把欧美东方学界利用新材料取得的成果,运用到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中去。 正是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下,他为新兴的“敦煌学”提出很高的要求,也给“敦煌学”指明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利用新材料,探讨新问题,推进学术新潮流。 但寅恪先生也担心,敦煌文献发现后的二十多年当中,日本和英法诸国学者多有所贡献,而中国学者撰述能够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也就是说真正可以说得上是利用新材料而研究新问题的,“仅三数人而已”。

  
 

   其原因是“国人治学,罕具通识”。

  
 

   因为中国学者受到清朝三百年文字狱的束缚,眼界狭窄,关注的主要是一些传统经典的校勘问题,而对敦煌文献中新的宗教典籍和公私文书,没有特别予以关注。

  
 

   比如罗振玉校录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而是由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完成了《慧超传笺释》的工作(1910年8月);又如罗振玉校录了摩尼教《残经》,因为不具现代宗教知识,误以为是“波斯教残经”,而把这件重要典籍的通盘研究,留给了法国学者沙畹和伯希和。

  
 

   因此,寅恪先生说中国学者的治学,很少具有系统全面的知识,即缺少“通识”。

  
 

   他所谓的“通识”,指的是应当具备世界性的眼光,而不要为固定的学术观念所拘束。

  
 

   陈弱水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陈寅恪——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史语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学术史与方法论的省思》,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0年)一文中,曾对所谓“通识”做过阐释。 寅恪先生多次提到“通识”问题,他在撰写此序同一年发表的《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也曾说,“然此只可为通识者道,而不能喻于拘方之士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此据《金明馆丛稿二编》,185页),“通识”的对立面是“拘方”。 新材料和新问题,是构筑一个时代新学术的两个重要的支柱,寅恪先生不偏不倚地同时提示了这两方面的重要性。

  
 

   这个提示是对1930年以后敦煌学研究的方向性指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 遗憾的是,中国的敦煌学界却更多地走向了追求新材料的一个方面,而有些非敦煌学的学人则极力贬低新材料的价值,导致空谈问题,没有进步。 我们知道,收藏在英、法、中、俄、日等国图书馆或博物馆中的敦煌文献不是一次性地公布出来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是以“挖宝式”的方法来获取材料。

  
 

   在寅恪先生撰写此文之前,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者更多地是依赖于伯希和从巴黎寄赠敦煌写本的照片,或者就是有机会去巴黎、伦敦等地去抄录回来,像董康、刘复、胡适都抄录回来一些敦煌文献,有些只是作为自己研究的素材,如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有些则分赠友人,如王国维利用狩野直喜的录文完成一系列跋文;更好的是出版录文合集,供大家研究,如刘复的《敦煌掇琐》等。 因此,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地追求新材料,这固然是好事,因为新材料必然带来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但这样一种追求新材料的做法如果一成不变,等到敦煌文书变成并不新奇的“旧材料”之后,这门学问就越来越没有生命力了,甚至会产生很多炒冷饭的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字体: